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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理解具有循环性，即应当为理解作准备的解释，必须已经理解了将要解释的东西。
这并不是说交叉研究是唯一的源泉，但我觉得它是最主要的源泉。我说你的命题、立场是什么，他就说我的立场还在考虑。
在上海交大的教学楼里，几乎涵盖了上述全部学科。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怎么总结中国学科分化？我的判断，中国法学还没完全独立就开始面临融合的问题，就像中国现代化没有完成就面临后现代化，这就有个时间重叠的问题。德国民法典第138条善良风俗的条款是说违背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比如系统性的思维，解释的方法对其他学科的借鉴，还有立法评估，对立法的投入产出的效益进行评估就是运用了经济学理论法律与全球人道主义援助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
本次大会分全体会议、专题会议、分题会议举行,全体会议10场，专题会议49场，分题会议9场。二十世纪的严重不公正的案件，已足以表明种族屠杀事件的首要集体责任，让犯罪组织逍遥法外将危及国际政治并抑制建立国际法律秩序和全球伦理的前景。第二种法律发现，即法律的外部发现。
完成了对可能援用的民间规范的前提性审查，就应当进入到援用民间规范进入司法的第二个步骤：即审查当下个案和准备援用的民间规范之间的相关性。以上论述表明，当法律调整不能，从而需要借助事实替代的方法解决当下案件纠纷时，援用民间规范作为事实替代的方案，比在案件事实中寻求和发现案件的规定性，更具有合理性和当事人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可接受性，从而也能够使司法裁判获得一般性规范的支持，避免在类似的案件中法官擅断的可能。从义务本位法到权利本位法的转变是历史的进步和必然。如果说在事实替代和法律发现等法律方法中，民间规范可以被法官直接代入到司法进程，成为司法裁判的规范根据的话，那么，在法律续造中，由于它本身是一个法官高度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活动，更兼之法律续造是以法官穷尽了所有可直接运用于当下案件的规范为前提的，因此，法官在法律续造中对民间规范，就只能是借鉴，而不是直接运用。
也是寻求并发现当事人以及其他主体对民间规范的接受性的过程。这至少能表明如下问题： 第一，在法律续造中借鉴民间规范和在事实替代、法律发现中运用民间规范的功能不同。
在这里，笔者想暂且抛弃对拉伦茨有关法律内部续造的否定，而愿尝试着按照拉伦茨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把法律续造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方面（尽管笔者仍认为，所谓内部续造，不是法律续造）：广义的法律续造包含了所有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而狭义的法律续造仅仅指法官超越法律，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判断，创造裁判规范的活动。有些主张只能作为案件裁判的小前提，即把民间规范作为事实来运用，而有些主张应区别对待，在有些案件中民间规范可以作为案件裁判的小前提使用，但在有些案件中可以作为案件裁判的大前提，即作为裁判根据使用。所谓水平效力冲突，是指效力相同的两部或多部法律，就相同的调整对象问题做出了不同规定的情形。如下笔者所讲的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法律续造。
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成文法国家，相信法律理性的完美性，因此，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理论上，一般都不主张法官在法律之外另起炉灶，寻求司法的替代方案。假设法官遇到代驾活动中产生的纠纷，除了依据代理的一般法律规定之外，具体根据何种代理合同来处理这样的纠纷？很显然这是目前法律尚不明晰的问题。由此可见，法官的法律续造，是在现有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基础上的再加工和再创造过程，法官对民间规范的参照，也是为了当下案件的解决，加工民间规范，并生成个案的裁判规范的过程。【参考文献】{1}W. Jethro Brown. Customary Law in Modem England [J]．Columbia Law Review, Vol. 5, No. 8,1905. pp. 564. {2}张文显．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J].社会科学战线，1990,(3). {3}黄风．罗马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7. {4}徐国栋．共和晚期希腊哲学对罗马法之技术和内容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5}[美]道格拉斯#183;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25 -226. {6}［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朝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1. {7}[德]卡尔#183;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54. {8}[美]约翰#183;亨利#183;梅里曼．大陆法系[M]．顾培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4. 进入 谢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间规范 司法适用 法律方法 调整不能 法律漏洞 。
雅克#183;盖斯坦、吉勒#183;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作为规范事实，民间规范或许比事实的规定性更能够发挥事实替代的作用。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但也是在这里，又不是把民间规范仅仅作为事实来运用，仅仅作为司法中法律推论的事实根据，在一定意义上，民间规范在法律续造中，已被法官杂揉进他所构造的裁判规范中去了，从而成为法官裁判当下案件的规范依据。
参见藤威：《民事审判视野下的民俗习惯及其运用》，载谢晖、陈金钊主编：《民间法》第八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287页。如果一个国家在司法和法律体制中坚决反对司法在法律之外援用其他规范解决纠纷，那么，这种对民间规范的直接适用，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第三，透过前面两点论述，可能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不是说在法律续造中，法官对民间规范的参照不应当被纳入到民间规范的法律适用中？笔者认为，如果严格地按照法律适用就是把规范直接运用到案件事实中去的要求，在法律续造中法官对民间规范的参照，确实不是民间规范的直接适用，因为它不能直接作为司法裁判的逻辑大前提。这里把它运用到对某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民间规范的概括上，是否合适？笔者以为是可以的。[1]但是，法律方法的内容，远不止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如上几种。不但如此，如果司法者支持这样的民间规范，势必因为冥婚而扭曲人们的日常生活，破坏法定的既有秩序。
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当事人对借用民间规范处理纠纷，以实现事实替代更具有可接受性。适用于某一案件事实的民间规范，与相关事实相比较，也具有这种一般性特征。
具体说来，其作用在于： 第一，援用民间规范为事实替代的方案，可以提供一种比现行法律更优越的现成的规范替代方案。这些民间规范，并不能直接地适用于当下的案件事实，从而不能直接作为裁判的规范事实根据。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的实践和学理上，人们对民间规范运用于司法裁判的看法不尽相同。二是指民间规范能够符合科学常识，或者不公开违反科学常识。
因为法律所调整的，主要是社会交往事实，即使和自然对象紧密相关的那些法律，当被置于法律的调整框架中时，也是因为和主体的交往行为相关才被纳入的。梅里曼曾担心如果允许法律续造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他指出：一方面，法官不得借口法律规定不清楚而驳回诉讼，另一方面，当法规确实不清楚时，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就成了法官为其所作的判决进行辩解的根据。[7]有关顶盆过继案的内容、裁决和学理论述，参见姜福东：《法官如何对待民间规范？—顶盆过继案的法理解读》，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还有一种方法，即利益衡量方法能否解决或救济法律调整不能的问题？如果把法律的规范冲突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效力识别的方法一般运用于法律的层级效力出现冲突时，而利益衡量的方法则运用于法律的水平效力出现冲突时。
也就是说法官可以在和案件事实紧密相关的民间规范中去寻求和发现法律。众所周知，人们的习惯既是多元的，也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地淘汰和更新的。
如果一种民间规范不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也就同样不宜在司法中运用之，作为法律适用的渊源或根据。更能实现人们对裁判结果和裁判秩序的预计，从而尽量避免因个案裁判反倒带来的对社会秩序的妨害和不便。
这尽管在我国实践中还有一定的困难，但在理论设证意义上，及早论述和探讨，并非多余。五、基本的结论 在一个强调法律治理的国度，作为把法律奉为唯一上司的司法机关和法官，[13]在迫不得已选择民间规范的司法适用时，必须遵循民间规范司法适用的基本前提和条件。
所谓逻辑性的关联，是指之所以在纠纷主体所在的区域内，人们运用这类规则解决类似纠纷，是因为规则本身表达了纠纷事实的规定性。当然，行文至此，必然涉及对究竟什么是合理性等问题的追问。显然，在法律续造中，民间规范的适用，并不直接指向案件的裁判，而只能通过法官的再加工、再构造，首先形成法官构造的裁判规范，然后再藉由这一裁判规范，使民间规范间接作用于案件的裁判过程。至于古代法以及那些和近、现代法并不直接关联的民间规范，是无法借助权利和义务这样一对范畴进行分析的。
究竟什么是法律续造？我国学界通用的法律续造主张来自拉伦茨。在此情形下，法官明显地成为案件的立法者，其中所蕴含的危险自然更是不言而明的，这样通过司法解释而表现出来的法律已与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的宗旨大相径庭，法官的作用与立法者已无实际区别。
本文将继续围绕民间规范与法律方法的关系问题，探讨民间规范与法律发现、事实替代和法律续造等法律方法之间可能的关联问题，以期获得民间规范、司法适用与法律方法之关联研究的鸟瞰效果。所以，司法者在法律调整不能时，如何更加审慎地选择最恰当的方案和规范进行裁判，不仅仅涉及个案解决的公正与否，而且影响当事人和其他公民的预期，从而影响个案裁判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因为在人们交往的现实世界中，习惯存在的内容、样式、功能等等，实在是各种各样、不一而足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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